Bruner/Cott 建筑事务所由 Simeon Bruner 和 Leland/Lee Cott 于1973年创建，现在由三位第二代负责人领导。他们分别是 Jason Forney、Jason Jewhurst 和 Dana Kelly，他们于2016年接管该事务所。该公司的建筑师们投身于多样化的地方项目和全国项目中，因其出色的历史建筑、工业建筑和20世纪中期现代建筑适应性整修再利用项目而著称。其中经典包括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市的麻州当代艺术博物馆（简称 MASS MoCA），以及一系列着眼未来的净零碳建筑设计，如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市的汉普郡学院 R.W. Kern 中心。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当代艺术博物馆之一，MASS MoCA 占地16英亩，由36座19世纪中期的工业建筑组成的村落式建筑组团组成。而 Kern 中心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经高级认证的“生命建筑”，展现了最先进的可持续设计策略。以下是笔者与公司三位主要负责人在其波士顿办公室的谈话。本期采访讨论了他们打造创新性杰作的历史、工作的灵感，以及为什么 Bruner/Cott 的“适应性”再利用项目，其实更适合被誉为“变革性”再利用项目。
弗拉基米尔·贝罗戈洛夫斯基（Vladimir Belogolovsky，笔者，下称VB）：在贵公司悠久的历史中，有没有某个特定项目堪称代表作?
Jason Forney（下称JF）：显然是 MASS MoCA。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成为了我们的试验场——我们用它探索一种比传统方式更有活力的手法，来将新老建筑交织在一起。我们的联合创始人，Simeon Bruner 和主要负责人之一，Henry Moss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与 MASS MoCA 合作。他们最初的想法逐渐发展，成为了我们公司新生代成员的固有观念。通常，历史建筑会按原样保存下来，或者被拆除然后从头开始建造。而我们的目标是适当保留旧的建筑，再添加新的部分，这样的设计成果显得妥帖、敏锐又连贯。
MASS MoCA 是一座世界级的艺术博物馆，它展示了层次丰富的历史内容，并通过多个楼层的展出进行传达。这个复杂的项目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我们拆除了现有的楼板、墙壁和立面。通过拿走这些构件，我们用充满活力和力量的艺术形式将空间进行刻画和重新连接。当你去参观的时候，整个设计可能看起来自然而然，甚至别无他法，但事实上，在今天看起来是一个单独整体的空间，过去曾经密布着数百根柱子。
我们创建了三到四层楼高的垂直画廊，开发了极具水平感的空间，拥有数百扇窗户，视野开阔。你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这样的空间，你也不会想到该如何从零开始设计这样的东西。
Jason Jewhurst（下称JJ）：在整个作品中，我们进行了很多非常仔细的推敲琢磨，我们不想过多破坏原始建筑的神韵和灵魂，因为新的项目将会与最初的工厂用途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三十年来贯穿始终的工作包括审慎地思考：某个楼层是否需要重新配置；或者某块立面是否需要拆分，并以某种特定方式重新组合。实际上，这种思考就曾发生在一片尽端墙面的处理上——我们选择拆除三分之二的墙面，并用玻璃取而代之。
Dana Kelly（下称DK）：我最喜欢的部分是建筑中间的一个采光井，我们在这里把所有的楼层和楼梯都拆除了，这样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三层楼高的通高，不同颜色的砖层和楼梯的残迹代表了历史的留痕。这里的一切都被重新组合，留取了现存老建筑的精华，并接纳了新的设计思想。
JF: 就我个人而言，MASS MoCA 就是我来这家公司的主要原因。我当时知道这个项目，也想参与其中。当时我还在纽约工作，我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能从事这个具有变革意义的项目——我在过去的17年里一直致力于这项工作。
VB：当初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JF: 我曾访问过欧洲的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中，新与旧以非常有力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卡罗·斯卡帕（Carlo Scarpa，意大利著名建筑师、玻璃工艺与家具设计师）的“古堡博物馆”就是其中之一。MASS MoCA 是我第一次看到一家美国公司在美国做这样的项目。
当我开始在这里工作时，我意识到年轻的建筑从业者有很多机会在这里进行实验，而这些实验能得到公司创始人的支持，他们鼓励我们表达和推进原创的想法。因此，MASS MoCA 项目扮演着实验室的角色，催生了许多的设计理念。它是一个非常多样化、多阶段的项目，它为我们的其他项目提供了许多策略，这些策略根据那些项目的直接因素和具体情况产生了不同的成果。每次参观博物馆，我都能感受到人们是多么的快乐和兴奋。在这里，似乎探索这座建筑和探索馆藏艺术的经历是浑然一体的。建筑成为了游客体验的一个内在成分。
VB：自从将上世纪70年代的废弃工厂改造为住宅的项目起，贵公司就被誉为适应性再利用项目的先行者。有消息人士指出，Bruner/Cott “挑衅般地回避了该领域的惯例”。该领域的标准方案要么是保留建筑的历史脉络，要么是大胆地在上面铺盖当代设计，而你们选择了一种介于两者之间做法。能谈谈这种折衷的方法吗？
JF: 有一点我们必须要清楚：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美国，建筑适应性再利用和保护的实践刚刚开始时，它被视为一个独立于建筑学的学科。但渐渐地我们明白，仅仅保护和清扫历史建筑是不够的。我们必须给它们注入创造力和新的生命。
DK: 这种理念让我们得以用设计新建筑的眼光来接触这些老建筑。
JJ: 我们一直把建成环境视为一个机遇，我们能够与来自不同时代的建筑合作。对我们来说，这项工作绝不是在于如何保存一段岁月；而是在于理解每一个建筑的潜力，拥抱它的品质，同时为人们如何参与和体验它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我们的许多项目专注于上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比如史密斯校园中心，它改建自Josep Lluis Sert 于1965年在哈佛大学设计的混凝土建筑，最初有十层，原名为霍约克中心。作为执行建筑师，我们与伦敦的 Hopkins Architects 合作，通过多层连接与增加前两层的透明度，将建筑改造成了一系列公共空间。我公司主要负责人 Henry Moss 主导了立面的修复。
DK:我们不认为这些老建筑是个问题，而是尝试为它们找到新的处置方法的可能性。另一个例子是我们在1963年波士顿大学法学院的修复与新建项目，这也是一座塞特设计的混凝土综合体建筑。在那里，我们将原本的法学院塔楼从教室楼改造成教职工办公室和会议空间，并建造了新的、可达性更强的 Sumner M. Redstone 塔楼建筑与之相交。像这样的历史建筑为我们的城市提供了很多机会。因为我们不会再建这样的房子了，所以更需要珍惜它们。
VB: 你们被认为是维护例如你刚才提到的那些波士顿的野兽派时期混凝土建筑的专家。能否请你们从这项使命延申出去，谈谈对于20世纪中期现代建筑的再利用项目当中的挑战？这些建筑的围护结构通常不是为它们所在的温带地区而设计的。
DK: 我公司创始人Lee Cott 和 Henry Moss 是在 Josep Luis Sert 的领导下在哈佛大学接受教育的，当时塞特正在设计波士顿的一些野兽派杰作。
早在他们着手改造和适应这些旧建筑结构——包括建于20世纪50到60年代的Peabody Terrace（哈佛研究生及家属宿舍，塞特的争议作品之一）的时候，他们就研发了专门的技术来处理和理解这些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老建筑。李和亨利都对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和史密斯校园中心项目的成功发挥了重要作用。
JJ: 当然，上世纪中叶的现代建筑与古老的砖石、砖木建筑（例如 MASS MoCA）相比，有着不同的个性。大多数这些现代建筑在设计的时候，人们并不关心节能问题；而它们的主要材料，混凝土，在美国东北部的气候条件下已被证明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所以现在它们亟需修缮。这些建筑并没有很好的口碑，它们大多既不舒适温暖，也不美观。
我们在进行更新之前调查了人们对它们的看法，来探究它们存在的主要缺点。它们与人们无法相容，因此对我们来说，这项工作需要多方面的策略——这就要求我们评估应该拆除和替换哪些内容，以及应该保留哪些内容。这不仅仅是修复建筑的围护结构和系统而已——我们更喜欢根据未来的新用途重新设计它们。
JF: 作为建筑师，我们也了解这些建筑的价值，它们建造的时代也代表了波士顿的城市进步。我们相信总有方法用大胆的、富有想象力的转变来改善老建筑。人们可能不喜欢它们，但如果你像史密斯校园中心那样引入木材或植被墙，或像波士顿大学法学院那样引入宽敞的教室、社交空间、用餐空间，以及波士顿河的景观，人们就会对这些人性而温暖的新材料和亲切包容的环境做出积极的回应。
VB：各位不认为如今旧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正在成为一种潮流吗？这种潮流是什么时候在波士顿兴起的？
DK: 是 Bruner/Cott 事务所开创的呀！（笑）我公司创始人Simeon 与 Lee的钢琴工艺行会项目于1974年完工，这是美国第一个将大型木结构建筑改造成艺术家住宅的项目，我们在2016年对其进行了翻修，为城市人居提供便利。最初的改造项目激发了波士顿南端的改造热潮，但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把我们的改造项目形成一种风格。
JJ: 我们努力抵制任何公式化的作品。我们更愿意将每个项目视为一个特别的设计机会，在其中探索新的设计解决方案。我们不是保护主义者；历史建筑及其文脉影响着我们的设计。对我们而言，每个项目都是一次前进。再利用项目之所以叫再利用项目，是因为它们的场地和文脉会根据未来的发展进行转变。我们致力于用坚固的、当地的、美观的材料建造建筑，在推动当前建筑行业标准的同时，创造出坚固、可持续的建筑，让它们得以随着时间的推移优雅地老去。
JF: 我同意你对于“趋势”的观点，但是我认为把我们的改造项目称为“适应性再利用”是不合适的。对我来说，“适应性再利用”意味着老建筑当中有些东西是错误的，它不能满足当前的使用需求。我喜欢换一个更积极的称呼： “变革性再利用”。我们是把现存的老建筑变革成我们都想要的东西，而不是修复其中一些不起作用的部分。这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建筑：更新的、积极的、变革的。
VB：贵公司同样也致力于可持续设计，作品包括得到了LBC（“生态建筑挑战”标准认证体系）认证的汉普郡学院R.W. Kern 中心，该中心符合LBC这套世界上最严格的绿色建筑评估标准。你们是如何接触到这项前沿性工作的？你们在实践中对这个项目有什么期望？
JF: 可持续设计是改造性再利用项目的天然伴侣，因为它们都旨在改善环境条件，更好地保护我们的星球。Kern 中心的设计是一次转型，因为LBC的高标准迫使我们质疑建造过程中的每一个行为，从而达成一种更加积极和可再生的建筑形式。“生命建筑“存在于它们的场地运作形式之中——它们能自己产生能源，自己收集和处理废水，并且它们由当前建材市场上最健康，最生态负责的材料制成。
JJ: 我们包容性的设计过程对项目的成功至关重要。Kern 中心项目深刻反映了我公司在再利用领域的开创性理论基础，并且成功地将可持续性融入项目的核心价值观和设计愿景当中。作为建筑师，我们有独特的机会能够通过设计可再生的、公平合理的、尊重地球长期承载能力的建筑，来创造积极的变化。作为环保倡导者，我们能够发挥自身的影响力，引导客户、制造商、同行和公众，践行可持续发展的建成环境——无论是再利用项目，还是新建项目——的价值。我们的设计成果是设计精美、扎根本土、生态平衡且对环境负责的建筑，它们能将人们与场所紧密联系起来。
DK: Kern 中心的成功，以及对建筑性能标准的执着追求不仅代表着我们对 Bruner/Cott 事务所辉煌历史的致意，它们还代表着我公司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脉相承。这种苦心孤诣的追求，我们引以为豪。我们对新建筑的设计灵感来源于我们对历史建筑的改造再利用和保护工作，而我们对于老建筑的项目设计灵感又来自于我们从新项目中学到的东西。这种理念将把 Bruner/Cott 的未来引向何处，我们拭目以待！
翻译：翟轶闻
